随笔 “死亡”及其严肃性
我们的社会总是避免提及“死亡”,即便提及也必须严肃。
我们的社会有一套关于死亡的固定剧本。你得哭,但不能哭太久;你得悲伤,但得“节哀”;葬礼要肃穆,墓碑要庄重,谈论死亡要压低声音,最好别谈。这和我们一贯倡导的必须“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本质上似乎也没什么区别。
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死亡,它总是一个消极的词汇,除非,你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价值导向的社会,如果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自杀,那是懦弱,是胆怯,是不勇敢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所谓的“大义”,那评价就立马调转了方向,你就变成了勇敢的,伟大的,英雄主义的。
我们默认着“死亡”是严肃的,然而这种“严肃性”背后,拴着几条粗重的利益链。墓地、棺材、繁琐的殡葬仪式。死亡被渲染得越神秘、越沉重、越“需要仪式感”,殡葬行业就越能理直气壮地掏空你的钱包。把死亡包装成一件需要巨额消费才能“体面”完成的大事,何尝不是一种消费主义。
更深一层,对死亡“严肃性”的强调,是社会维稳的需要。想想看,“死者为大”这句话,无形中抬高了某种不可撼动的权威感。对死亡的敬畏,很容易就被引导、移植成对现世秩序、对某种权力结构的服从。它告诉你,连死亡这种“终极大事”都必须按规矩来,活着的时候,更要守规矩。
它还直接服务于人口再生产。把死亡描绘成绝对的、黑暗的、彻底的终结,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对“延续”的焦虑。“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就成了对抗这种终极虚无的唯一解药。仿佛只有生了孩子,自己的“存在”才算没被死亡完全抹去。这本质上,是把个体对死亡的恐惧,转嫁给了下一代,让他们继续在这个循环里跑下去。死亡严肃性的叙事,成了生育焦虑的燃料。
社会一面用“严肃性”恐吓你,让你觉得死亡无比可怖,必须做点什么(比如拼命积累财富、留下后代)来“对抗”它;另一面,却又在活人的世界里,用“正能量”绑架所有人。尤其是对那些真正面对死亡的人——病人。他们必须“坚强”,必须“乐观”,必须“与病魔勇敢斗争”,最好还能面带微笑感谢社会关怀。仿佛平静地接受死亡,或者流露出恐惧和悲伤,都是一种失败,一种对“积极向上”主流价值的背叛。死亡的“严肃性”和活人的“积极叙事”,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套组合拳,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让你在恐惧和“正能量”的双重驱动下,更“自觉”地在这个既定系统里运转、竞争、生产。
死亡,它并不一定等于苦痛的。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它是痛苦的;从思想的角度上来说,它可以是平静的,甚至快乐的。但是社会总因为各方面原因忽略了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选择生存而非死亡。
死亡本身,单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它本身就只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它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一个幻像,它的“意义”和“该如何对待”,本该由那个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它的人来决定。我想表达的是,死亡是个人的,不是社会的,所谓“严肃性”对待他人的死亡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娱乐化”,我们在这种过程中忽略了、消解了他人自己的死亡课题。我们应该正确处理的是尸体,而不是被消亡的人绊住脚用来拴住自己。
当然,在严肃性“死亡”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也开始了对其的瓦解——地狱玩笑。这种娱乐化死亡的方式本质上正是一种对“死亡是严肃的”这种观点的对抗。由于“死亡”的严肃性,反而导致新生代的我们过于缺乏死亡教育,过于轻视死亡了。而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究竟该如何,这是值得商榷的。总之,我们应当警惕的是单一的文化霸权。